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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建军教授评《晏阳初》:走出了一条传记文学创作“可视化”道路

苗勇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晏阳初》以中国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为叙述对象,向世界讲述了一个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故事,在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与特点。如何以艺术的方式讲好现代中国故事?《晏阳初》在叙述构思上的精巧性、环境呈现上的直观性、人物描写上的特定性、人物对话上的内在性、叙述语言上的抒情性和诗词引入上的镶嵌性方面,走出了一条传记文学创作“可视化”道路,并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尽管在文本叙述方面也存在一些缺失,但这些优势和特点,值得传记文学作者进行学习与借鉴。

邹建军,男,四川威远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副会长,E-mail: 。

苗勇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晏阳初》,以中国现代平民教育的开创者晏阳初为对象,以讲故事的方式,完整地叙述了他曲折而复杂的一生,并涉及到一百个左右的历史人物,向世界讲述了一个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的故事,以艺术的方式充实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当代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学界虽然已经对这部作品进行过一些评论,但基本上流于内容的介绍与背景的揭示,有一部分作者开始触及到其文体特征和叙事特色,但真正具有探索性的论文则很少见到。《晏阳初》作为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与从前的晏阳初传记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与优势,主要表现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统一、时代环境与地理环境的统一、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的统一等方面。对于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已有学者有了简洁而准确的认识:“既有自然风物的诗性再现,也有亦俗亦雅的情景对话及对矛盾冲突、困难阻碍的浓墨重彩。”(注:峻冰《说不尽的晏阳初》,《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4月29日,第15版。)但仍然缺少具体而深入的论述。本文主要探讨这部作品的艺术构成,即在艺术上有什么样的追求与建构,及其所取得的显著美学效果。如何以艺术的方式讲好现代中国的故事,作者进行了具体的探讨,以晏阳初为主要线索而演绎出的现代中国故事,是作家的必然与偶然相统一的选择;而作家所采取的艺术方式,则是相当特别且多种多样的。在这部宏大的文学著作中,作家以艺术的方式讲述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故事,在叙述构思上的精巧性、环境呈现上的直观性、人物描写上的特定性、人物对话上的内在性、叙述语言上的抒情性和诗词引入上的镶嵌性方面,走出了一条传记文学作品的“可视化”道路,并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同时,这本传记文学作品在文本叙述方面,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失,同样值得传记文学作者进行学习与借鉴。

《晏阳初》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因为它受到了历史人物客观性叙述的限制。既然是传记文学作品,就要符合历史事件的真实和人物经历的事实,所以全书也只能以所写对象晏阳初的生平经历为主线,不可能完全离开人物的经历,而去讲一些妖魔邪神的东西,更不可能离开人物本身而去胡编乱造,因此,作家在服从这个整体要求的基础上,在艺术构思和艺术结构上进行了精巧的安排。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少年求学 寒门男儿初长成》主要叙述晏阳初自出生到求学时代的经历和故事;第二章《服务华工 立志终身为平民》,主要叙述晏阳初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到法国普兰为华工服务的经历与故事;第三章《总会成立 茫茫海宇结同人》,主要叙述晏阳初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上海、南京、湖南、北平等地从事平民教育的经历与故事;第四章《广传薪火 丹心一片赤子情》,主要叙述晏阳初在北平、上海、沈阳、美国夏威夷等地从事平民教育的经历与故事;第五章《扎根乡村 开发脑矿得真经》,主要讲述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的经历与故事;第六章《定县模式 我以我血荐轩辕》,主要叙述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关于平民教育思想与实践方面的苦苦探索,以及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湖南、重庆等地从事平民教育事业的经历与故事;第七章《走出国门 誓除天下文盲》,主要叙述晏阳初离开中国到美国之后,先后在亚洲的菲律宾、泰国,南美的危地马拉等国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工作的经历和故事;第八章《举世瞩目 功业千秋成伟人》,主要叙述晏阳初晚年的生活经历与故事,这一章总共只有五小节,算是晏阳初人生故事的一个“尾声”(注:苗勇《晏阳初》,东方出版社2021年版。)。前面的两篇序言和后面的三篇附录,不属于正文的内容。

就这个叙述结构而言,可以看出该书在总体上是一个线性结构,就是以时间上的前后为叙述线索,虽然在某一些章节中会有一些插叙与倒叙,但作者却并没有从整体上打乱自然的时间,叙述空间是伴随着自然时间而移动而建构的。作者把晏阳初的前半生写得比较详细,后半生写得相对简略。只有两章的篇幅来写后半生,因为最后一章相当于一个结尾,是对晏阳初一生所取得成就的总结,以及各方的反响的叙述。我们看到钱理群先生选编和导读的《志愿者文化丛书·晏阳初卷》的基本内容,是由以下两大部分所构成:第一部分是《晏阳初论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选录了“解除劳力的苦,开发劳力的力”,“平民教育思想”,“乡村改造运动思想”,“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五个方面的言论;第二部分是《文本选读》,解读了晏阳初的代表作《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注:钱理群选编、导读《志愿者文化丛书·晏阳初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这不是一部关于晏阳初的传记作品,而是以晏阳初的言论和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著作。苗勇的叙述则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结构与独特的形式。这样的时空叙述,对于一部传记而言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从全书各章的标题而言,也还有一些机巧的东西,比如对其某一个阶段的概括,不仅比较准确,同时也比较有文气,许多章节中都有对于中国古诗词的化用,显示出典雅之气与古朴之美。

当然,如果像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那样,将回目分得更细一些,在章下面还有所谓“回”与“目”,也许就更有可读性。现在是在章下面以“1”、“2”、“3”加以标示,毕竟过于笼统,也不方便阅读与理解。同时,如果在全书的前面有一个“引子”,在全书的后面有一个“尾声”,而现在的尾声可以单独成章,就可以把传主的后半生故事与经历叙述得更全面、更细致与更精彩一些。现在对于回目的安排,也许是出于作者的难处,也不好强求。另外,第七章《走出国门 誓除天下文盲》,似乎少了一个字,而与其余八章对不上,如果加上“者”或“人”,成为了“誓除天下文盲者”或“誓除天下文盲人”,虽然与传主原来的话语不相符合,却更会拥有艺术之气,也更加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艺术构思的精巧性,这是作家艺术选择与艺术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作者的大量心血和卓越才华。

所谓历史人物的特定性,是指本书在写作上的一种技巧,因为这部人物传记的主要对象虽然是历史人物晏阳初,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历史人物也不得不写。如果不写同时代的一些历史人物,也就没有办法叙写出一个完整的晏阳初,也不可能突出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与地方环境,更不可能写活他的内心与外形。作者发明了一种特别有效的人物描写法,也与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有一些近似性,即凡是一个新的人物第一次出场,必定要对他的来历有一个简要的交代。

作家这样立体地呈现清朝前期武将之一的杨遇春:“杨遇春,清时名将,四川崇州人,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每遇军务,无不从伍驰驱,一生交战数百次,鲜有败绩,在平定内乱外患中多次立下战功。”(注:苗勇《晏阳初》,第53页。)作家这样对与蒋介石早期有交集的重要历史人物余日章作简要的交代:“余日章,湖北蒲圻人,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组织的创立者,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证婚人。”(注:苗勇《晏阳初》,第154页。)作家这样写20世纪早期的重要历史人物赵恒锡的主要经历与历史贡献:“赵恒锡,字夷午(彝五),号炎午。举人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同盟会成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武昌起义后历任新军旅长、军长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判刑,获释后任湘军师长、湘军总司令、湖南省省长。任湖南省省长后,赵锡恒主持了亚洲第一个省宪运动,制定湖南省宪法,推动了民选省议会和民选省长。”(注:苗勇《晏阳初》,第182页。)作家这样介绍重要历史人物熊希龄先生的夫人朱其慧:“朱其慧,字淑雅,江苏宝山人,性情淑婉,一生热心社会慈善事业,对教育更是倾注了许多心血。”(注:苗勇《晏阳初》,第188页。)作家这样介绍20世纪20年代中国重要知识分子傅葆琛:“傅葆琛,字毅生,成都市双流区永安人,1916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俄勒冈大学、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获乡村教育博士学位。”(注:苗勇《晏阳初》,第202页。)作家这样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编辑孙伏园:“孙伏园,字养泉,笔名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绍兴人。现代散文作家、著名副刊编辑,被后世新闻史学界称为‘副刊大王’。”(注:苗勇《晏阳初》,第203页。)作家这样写晏阳初早期的得力助手冯锐:“冯锐,字梯霞,广东番禺黄埔乡石坊村人,早年从岭南大学附中转到南京金陵大学学农科,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美国,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应晏阳初之邀,投身于平教事业。”(注:苗勇《晏阳初》,第209页。)

全书中如这样的历史人物介绍,约有七十条之多,为全书的历史人物叙述创造了一种基调,让这样的叙述更加真实、更加可靠,更加富于历史感和现场感。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物出场时都有这样的介绍,包括有的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有的人物可能是因为无从查起,有的历史人物可能作家认为不太重要,也没有介绍。当然,如果将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都尽可能加以介绍,就会让这部历史人物传记更加丰富、更加真实、更加可靠。对于历史人物的介绍,最重要的是真实可信,作家采用这样的方式,如电视解说词一般地进行解说,并将之贯穿全书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是作家在叙述方式与艺术风格上的一个重要创造。

所谓环境呈现的直观性,不仅是指作家的叙述是故事性的,同时故事讲述也是描写性的,特别是对于历史人物所生活于其中的场景再现。作家对都市的直观性、直接性的介绍,相当于一个一个电影镜头的组接,在空间组接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作家这样写成都:“成都,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系古蜀文明的发祥地,曾以周太王‘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而且成都向来是西南最繁华的都市,政治气氛比较活跃,学风自由。”(注:苗勇《晏阳初》,第56页。)这里对于成都的介绍虽然比较简单,却相当精到,不仅揭示了成都之名的来历,也说明了成都的人文特点。作家这样写上海:“上海是东方大都会,十里洋场,是富人的天堂,也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的繁华和富庶,与地处内陆的成都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晏阳初眼里看到的,并不是上海的繁华和富足,而是满地的混乱与不幸。这里满街都是衣着破蔽的穷人。”(注:苗勇《晏阳初》,第71页。)作家在这里不仅揭示了上海的繁华与富庶,同时也指出了上海的破败与混乱,是某一个历史时段里东方的大都会——上海的缩影。作家这样写香港:“1913年1月20日,香港还在受着阴冷海风的吹拂,春天的气息仍不见踪影。但毕竟是春天了,城市里的气氛已活泛了不少,局促了一冬的人们,开始试探着到户外来活动,冬天里冷清的大街渐渐热闹了起来。”(注:苗勇《晏阳初》,第75页。)成都、上海与香港,作家对它们的描写是不一样的,但具有统一的情感色彩,不过有的比较直接,有的比较概括,有的只是一种象征。

不仅如此,作家对历史人物所处的每一个环境,也如电影镜头一般地进行了呈现。作家这样写晏阳初第一次经过太平洋的过程:“从太平洋东岸到西岸,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风平浪静的日子,乘客们都在甲板上打发时光,或环船散步,或晒晒太阳,或望着无边无际的波光涛影沉思默想,或与同伴海阔天空地漫谈。可是遇到有风浪的日子,轮船像一片树叶被巨浪抛上去又跌下来,乘客们便只能蛰伏在自己狭窄的舱房中,动也不敢动。”(注:苗勇《晏阳初》,第86页。)作家是从自己的视角、自己的感受而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如实地呈现了人们在太平洋中的旅行生活。作家这样写晏阳初第一次到法国的所见:“在法国马赛,晏阳初一行下了军舰,改乘火车,赶往法国北部的普兰。”“一路上到处是饱经战火后的衰败景象:随处可见的断壁残垣、烧焦的树木、满面饥色的难民……越往北走,景象越是荒凉。晏阳初的心也变得越来越沉重。”(注:苗勇《晏阳初》,第105页。)似乎可以让我们看到晏阳初当时的心情,特别是他一路上所见到的景象。作家这样写夏威夷群岛:“夏威夷群岛地处中太平洋北部,由一百多个岛屿组成,呈弧状横贯太平洋,总面积达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它紧靠北回归线,构成了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北方前锋。同时,它又处于美国的最南部,与墨西哥城、海南、加尔各答在同一纬度。”(注:苗勇《晏阳初》,第211页。)平时我们对夏威夷群岛也许没有什么印象,经作家这么一介绍,北回归线附近的一个弧形群岛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因为与海南处于同一纬度,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它的气候与物候。

在这部作品的叙述艺术中,具有可视性的呈现镜头比比皆是,与对于历史人物的介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人物的简要介绍,让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历史人物的出场,对于每一个具体地方的介绍,让我们看到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轨迹与生活现场,给我们特别具体的印象与客观的认识。直观性与直接性,正是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所形成的重要特点。

在这部文学传记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并且与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许多的人物对话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体现出了历史人物的心理、性格与气质,具有浓厚的精神性。传记文学是要讲故事,但并不是以故事取胜,因为在一般的历史人物身上,没有那么曲折而丰富的故事,而传记文学作品写作的目的,也首先是传递人物的精神,让后人得到某种人生教育。作家对于晏阳初的人格与精神有着深入的研究,“在采访时,苗勇将晏阳初的人格与精神概括为三点:讲好中国故事的先行者、国内乡村教育建设的领军人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者”(注:峻冰《说不尽的晏阳初》,《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4月29日,第15版。)。因此,作家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历史人物特别是传主晏阳初的气质与性格的描写。这不仅可以让人物活起来,并且可以让人物站立起来,丰满起来。

“叶先生,今天打扰是为给平民教育运动募捐一事。”郑帝恩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

“是啊,叶先生,我们平民教育运动是民间机构,没有经济来源,所有的费用都是靠你们这样的社会贤达资助的。我们今天到访,诚望叶先生能慷慨解囊,资助这一伟大事业。”

叶浦哈哈一笑:“晏先生,喝茶,喝茶”。他磕掉手里的烟头,“我就说嘛,这轰轰烈烈的募捐人群,怎么到了我门前就没有响动了。”

他叫过仆人,俯在仆人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仆人便飞快地奔里屋去了。(注:苗勇《晏阳初》,第223-224页。)

这里有三个人物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每一个历史人物讲话的态度与所表达的情感是不一样的,晏阳初是一片赤诚,叶先生是有一些机智,而郑帝恩则只是一种礼节性的介绍。

我们再看一看晏阳初与张学良之间的对线月中旬的一天,张学良亲自约见了晏阳初。见他如此潜心于工作,既觉钦佩,又是感激,打趣地说道:“晏先生,咱中华如果人人像你,一心做事,怕早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了。”

晏阳初也不客气:“少帅说得有理,唯因为此,我辈才感到肩上担子之重,不敢虚掷时日啊!”

“晏先生,教育士兵一事,就全靠先生帮忙了,鄙人一定会给予人力物力上最大的支持。”张学良肃然起敬,停了停道,“对了,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选好了三百名军官作为授课老师,今天就交给你,相信你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识字教员”。

“少帅放心,我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事情一定会成功的。四个月后,我交给你一批能识字的合格的士兵。”晏阳初坦诚道。

(注:苗勇《晏阳初》,第228-229页。)一个是当时东北军的少帅,一个是平民教育大家;

一个有所期待,一个愿意为中国民众中的士兵之成长付出。这样的对话,表面上是特别客气的,却表明了各自的想法。我们再看晏阳初与妻子许雅丽之间的一段对话:“‘秋天说来就来了,天空就显得高远了。’许雅丽边说边飞快地瞄了丈夫一眼。”“‘月色真好,我可许久没见过这样美丽的夜色了。’他可真沉得住气,这么久了,都还没说出心中的事。”“‘阳初,你似乎有什么心事。’许雅丽终于忍不住了,主动问起丈夫,‘你说出来吧,我看得出,你有话要对我说,你可不会伪装自己。’许雅丽轻轻笑了。”(注:苗勇《晏阳初》,第268-269页。)

《晏阳初》中这样富于个性与风格的人物对话是大量存在的,体现了作家对于历史与环境的把握能力,同时也体现了作家的想象力与语言表达能力。与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比起来,传记中人物的对话有比较大的限制,一方面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另一方面要符合人物的语境,不可自由发挥,因为人物是特定的,环境是特定的,人物关系是特定的,并且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几乎都是以人物的性格与精神为目标,所以总是让作家颇费心思,也只有这样才能显出作者功力。

《晏阳初》的语言也是以平实的叙述为主,没有多少花里胡哨的东西,严格说来作家所采用的,不是标准的小说语言。然而,由于作家对他的传主总是充满了崇尚与敬佩,所以笔锋也常带感情,许多段落成为了抒情性的,当然在总体上还是以叙述与描写为主。作家叙述晏阳初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第一次回故乡的情景:“九年了,距上一次的相聚又是九个年头了。母亲的额头肯定又刻上了很多皱纹,头上又添了许多白发。儿行千里母担忧,每一次信中,母亲都是再三地叮嘱他,不要想家,不要考虑她的身体,有家中亲人的照顾,她很好,要他好好地做好自己的事业。”“九年的漂泊中,故乡无时无刻不在梦中温馨呼唤:南龛坡上的悠悠石龛,可曾忆起那懵懂岁月的光顾;王望山上的郁郁古松,是否记得那童稚的欢语?巍巍白塔山是否还每日身披霞光万道,眷恋着巴中城;涓涓巴河水,依旧清澈地流淌,可还沉淀着我儿时的梦?”(注:苗勇《晏阳初》,第166页。)

作家这样写年近八十的晏阳初在美国的情形:“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晏阳初便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发展和壮大世界平民教育工作。转眼间,忙碌的二十多个年头又过去了,国际平民教育在他的指引下,正蓬勃发展着,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乡村教育运动方兴未艾。平民教育的理念,已经在全世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注:苗勇《晏阳初》,第437页。)

作家饱含深情地回顾了晏阳初从事世界平民教育的一生,并对他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说他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特别是以独立的平民教育的理念提高了世界人民的受教育水平。从20世纪的20年代初期开始,晏阳初就在中国从事平民教育工作,成为中国现代的“平民教育之父”,而把这一重要经验推广到世界各国,则是从20世纪的40年代开始,已有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作家这样评价晏阳初的一生:“童年聪慧,少年奋进,青年立志,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代,晏阳初本可像许多仁人志士一样,许国为家,建立不朽的功勋。可他俯下身来,满怀悲悯,为全世界底层人们奔走,一生都在为改变底层民众这个最大公约数的生活状况而奔走,无怨无悔,穷尽一生。”(注:苗勇《晏阳初》,第478页。)

像这样的充满情感、充满想象的优美文字,在这部书中比比皆是,让全书具有了特别感人的力量。作家虽然并没有把自己放在其中,但是已经把自我的感情引入其间,作为叙述故事的浓重底色,也作为情节展开的基本方式。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可以说,该书乃中国作家为世界递上的一张中国名片,它以朴素且令人动情的抒写,讲出也讲好了中国故事。”(注:峻冰《说不尽的“晏阳初”》,《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4月29日,第15版。)

《晏阳初》是一部传记文学作品,并不是一首长诗,也不是一本诗集,但是其诗性品质却是特别显著的。

我们且不说它的结构,也不说他的语言,更不说其中的情感和想象,而只是说其对诸多诗词的引入,就可以说明诗情和诗意是这本传记的重要特点,诗象与诗境更是这本传记的内在美质。首先是对于古诗的引用。在开篇不久,就是作者是对于唐代章怀太子李贤的《黄台瓜辞》的引用(注:苗勇《晏阳初》,第3页。)

(注:苗勇《晏阳初》,第33、34、37页。),充分展示了小小少年的丰富才情与青春朝气。晏阳初第一次从四川出长江三峡时,想起唐代诗人岑参的《巴南舟中夜市》(注:苗勇《晏阳初》,第70页。),说明他在少年时代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就已经相当熟悉。这些古代诗词的引用与利用,大大地增加了历史人物叙述的厚度。其次是书中人物所创作的诗词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如:晏阳初父亲美堂先生为少年晏阳初所写的励志小诗;还有他在少年时代离开老家去阆中途中,“背二哥”所唱的两首无名诗歌;1911年晏阳初在巴中中学上学时所写的一副对联:“胸无块垒心常泰,腹有圣经气自雄。”还有法国一名军官当年所写的讥讽华工的诗作《幸福的华工》(注:苗勇《晏阳初》,第23、41-42、61、112-113页。)

。1929年晏阳初自己所写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会歌》:“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人。/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踏过了昆仑,/唤醒旧帮人,/大家一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治天下平。”

(注:苗勇《晏阳初》,第275-276页。)1960年10月晏阳初再次唱起自己所作《中华平民教育歌》(注:苗勇《晏阳初》,第427页。)。这一首歌也许不是晏阳初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然而却是他一生中最用心的作品,不仅准确地揭示了平民教育的重要意义,并且高度概括了中国平民教育的重要目标与实现途径,深情地抒发了自我的豪情与宏大的志向,在那个时代是极其少有的思想创造。这样的诗词创作,不仅具有浓浓的诗情画意,并且说明了所叙历史人物的诗人气质与纯正情怀,对于历史人物的塑造有重要作用。再次是作家在评价晏阳初一生时,引用了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注:苗勇《晏阳初》,第478页。)

(注:苗勇《晏阳初》,第129页。)、1922年在清华大学所写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注:苗勇《晏阳初》,第195页。),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对晏阳初所发出的访问邀请书等(注:苗勇《晏阳初》,第484页。),也都具有一些诗的气质与形式。虽然这部作品对于诗词的引用与列入,远不及中国古代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但已经显示出相当的特色,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叙述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个方面说明作家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学形式的熟悉,一个方面说明了他在传记文学叙述艺术上的讲究,让这样的历史故事更加生动与有味。

如何以艺术的方式讲好现代中国的故事,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实践问题。

中国历史上有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故事,古代的故事、现代的故事和当代的故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可以向世界讲述的中国当代故事,可供选择的不是太多;中国古代的故事由于年代久远,与当今世界外国人的生活存在一定的距离,所以也有诸多的局限。不过现代特别是抗战开始之后的中国故事,以及这个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由于中美合作、中苏合作抗击日本法西斯,而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涌现的重要历史人物,则是可以向世界大讲而特讲的。本书的主人公晏阳初博士,作为中国平民教育之父和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设计者,同时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人物,并在中美合作的二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他所提倡与开创的世界平民教育事业,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的伟大实践,是可以并且应该向世界讲述的重要题材和重要故事。作家苗勇在如何讲好现代中国故事方面下了工夫、费了心血,除了本文上述六个方面的长处以外,他还特别讲究可读性与可传播性。其一,从他的文本叙述可以看出,基本上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不是像有的长篇小说长段太多,不太容易阅读,而是像散文诗式的,读起来比较轻松、特别愉快。其二,他特别突出了叙述过程中的蒙太奇技巧,以晏阳初一生的活动为主线,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呈现出来,让全书就像一部电影放映,合上全书就是看完了一部电影,正是体现了对传记文学文本叙述的一种开拓。其三,他在许多人物身上发现了有趣的东西,从而突出他们的故事,彰显他们的个性,让所有的人物都活起来、动起来,从而具有特别的显示度。特别关心晏阳初的大哥的早逝,特别爱晏阳初的父亲的病逝,对晏阳初提供极大帮助的英国人史文轩的早逝,作家都做了比较恰当的处理,把晏阳初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写得特别感人动人。晏阳初的妻子许雅丽,他的同事熊佛西、孙伏园、冯锐等,以及当时的政府要员等,都被作者写得活灵活现,特别有趣而声情并茂,增加了全书的可读性与艺术性。当然,这本传记作也不是没有缺失,我也愿意在此提出,以供作者在修订时参考。第一,前半部分的文本叙述是比较细致的,后半部分特别是晏阳初到国外之后的经历和生活是比较粗略的,可以有更多的发掘与表达的空间。第二,如果在全书的前面拟出一个历史人物表,按出场先后进行排列,就可以取得如戏剧结构与演出一般的效果。第三,可以配十多幅甚至数十幅晏阳初生前照片,以与文字相对应,就可以图文并茂,让全书的叙述艺术再上一个高度。第四,可以配备一些晏阳初所到之地的地理图片,一生之中到过的几十个地方,都可以以图片或地图的方式进行显示,就可以加强读者对其一生的直观认识,并大大加强本书的可读性。第五,还可以发掘历史人物身上的民间性,如晏阳初一生中的一些神秘性与传奇性,也许有一些传说,也许有一些神话,或相关的一些神话和传说,运用在相关部分进行叙述,可以大大增加本书的丰富性和可读性。这并不会违背历史的真实性,相反可以加强历史与文学的真实性。因为中国历史上与现实生活中,本来存在神秘主义的东西,如看相、算命、风水、鬼神等民俗,让历史人物晏阳初及其相关人物的故事不是那么纯净,不是那么正面,也不是那么平面。

(注:凸凹《故乡情怀与英雄情结对接之书》,《文学报》2021年11月4日,第8版。)

人物传记-元史·胡长孺传

胡长孺,字汲伸,婺州永康人。至元二十五年,诏下求贤,有司强起之。至京师,待诏集贤院。既而召见内殿,拜集贤修撰,与宰相议不合,改教授扬州。元贞元年,移建昌,适录事阙官,檄长孺摄之。时程文海方贵显,其家气焰薰灼,即违法,人不敢呵问,其树外门,侵官道,长孺亟命撤之。

大德丁未,浙东大侵,戊申,复无麦,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脱欢察议行赈荒之令,敛富人钱一百五十万给之,至县,以余钱二十五万属长孺藏去,乃行旁州。长孺察其有干没意,悉散于民。阅月再至,索其钱,长孺抱成案进曰:“钱在是矣。”脱欢察怒日:“汝胆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无忌若此!”长孺曰。“民一日不食,当有死者,诚不及以闻,然官书具在,可征也,”脱欢察虽怒,不敢问。

县有铜岩,颇峻险,恶少年狙伺其间,为过客患,官不能禁。长孺伪衣商人服,令苍头负货以从,阴戒驺卒十人蹑其后。长孺至,岩中人突出要之,长孺方逊辞以谢,驺卒俄集,皆成擒,俾尽逮其党置于法,夜行无虞。

尝有民荷溺器粪田,偶触军卒衣,卒抶伤之,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来诉,长孺阳怒其诬,械于市,俾左右潜侦之,向抶者过焉,戟手称快,执诣所隶,杖而偿其器。

永嘉民有弟质珠步摇于兄者,赎焉,兄妻爱之,绐以亡于盗,屡讼不获直,往告长孺,长孺曰:“尔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几,治盗,长孺嗾盗诬兄受步摇为脏,逮兄赴官,力辨数弗置,长孺曰“尔家信有是,何谓诬耶!”兄仓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质者。”趣持至验之,呼其弟示曰:“得非尔家物乎?”弟曰“然。”遂归焉。

胡长孺,字汲仲,是婺州永康人。至元二十五年,皇帝下诏求贤,官吏强求他。到达京城,在集贤院等待诏命。不久,(皇帝)在内殿召见(胡长孺),任命他为集贤修撰,(他)与宰相意见不合,被调任为扬州教授。元贞元年,(他)被调到建昌,恰好录事的职位空缺,上级官府有文书命胡长孺代理。当时,程文海正处于显赫尊贵的地位,他家气焰极盛,即使犯了法,也没有人敢责问,他修建外门,侵占了官道,胡长孺立即命令他拆除掉。

大德丁末年,浙东闹大饥荒,戊申年,麦子也没有收成,老百姓饿死的人层层叠叠。宣慰同知脱欢察奉命赈灾,从富裕户敛钱一百五十万补给灾民。来到宁海县时,把余下的钱二十五万托胡长孺收藏好,(自己)便转往别处去了。胡长孺看出脱欢察有占有这笔钱的样子,便全都散发给了灾民。一个月后,脱欢察返回来了,(向他)索取那笔钱,胡长孺把救灾案卷交给他说:“钱都在这里了。”脱欢察很恼怒,说:“你的胆子有山那么大呀!是谁命你干的,而敢这样放肆!”胡长孺说:“老百姓一天没饭吃,一定有饿死的人,实在来不及向你上报,不过公文案卷都在这里,可以证明这一点。”脱欢察虽然恼怒,但又不敢再责问。

县里有(一处地方叫)铜岩,(地形)很险要,(有一伙)年轻恶棍在暗中窥伺,成为过往客商的祸患,官府不能禁绝。胡长孺穿着商人的衣服,让仆人背着财物而跟着他,暗中命令骑马的士卒十人跟在他的后面。当胡长孺到达时,强盗们突然出现索要胡长孺等人(的财物),胡长孺正恭顺地来谢罪(求情),骑马的士卒即刻前来集合,(强盗们)都被抓捕,(胡长孺)派人将他们的同党全部抓获并依法处置,(以后人们)在夜晚行走不用担忧了。

曾经有农民挑着尿罐到田里浇粪,偶然碰到了军中士兵的衣服,那士兵就打伤农民,并打碎尿罐而离开了,竟不知道打人士兵的名字。农民来告官,胡长孺假装生气说农民诬告,并将农民用枷锁锁在集市上,使手下人暗中侦察。原先打人的士兵路过,竟拍手称快,(胡长孺命手下)将他抓到所属的部队,杖打他并要求他赔偿农民的尿罐。

永嘉县有一平民,弟弟(将一串)步摇珠抵押给哥哥,想赎回这串珠子,他的嫂子喜爱它,拿珠子被盗贼偷走了来欺骗他,多次诉讼都不能得到公正解决,前往(宁海县)向胡长孺告状,胡长孺说:“你不是我管辖的百姓。”呵斥他离开。不多久,在惩处盗贼时,胡长孺教唆(指使)盗贼诬告那位哥哥接受步摇珠作为赃物,(役卒)将哥哥逮捕来到衙门,(他)极力争辩数次也得不到释放,胡长孺说:“你家确实有这件首饰,怎么说是诬告?”那位哥哥惊慌地说:“有固然有,是我弟弟所抵押的物品。”(胡长孺)催促(他)拿来检验,叫他弟弟来,说:“这不是你家的东西吗?”弟弟说:“是。”于是(将首饰)归还了弟弟。

延祐元年,(胡长孺)因为生病辞官回家,不再出来做官,隐居在杭州的虎林山直到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当代人物传记写作范式的一次突破

  我国历史上具有写作人物传记的悠久传统,在近十多年来的人物传记写作中,涌现出一批才华出众的传记作家,朱吉荣即是其中之一。读他的长篇人物评传《高占祥漫记》,他以其广阔的思路、独特的考据方法,从高占祥的特殊人生历程入手,对他的生平事迹做了翔实的考证和介绍,如实地叙述了高占祥从一个出身贫寒的小铁匠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官员,反映了他在各次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为中国革命所做的顽强探索和巨大贡献,展现了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联系群众的品德,以及他的个人性格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真实地讲述了高占祥平凡却又动人心魄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了他的智慧、品格和厚重的历史。这部人物评传展现了作家的学识渊博和功力之深,应为文学界、学术界所推重和称誉。

  著名文学家林语堂说:“研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的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这也正是朱吉荣在写作《高占祥漫记》时处理人物与历史关系的出发点。

  《高占祥漫记》共十二章,近60万字,把高占祥这个“人物”放在中国革命史、文化史的大背景下作为主要写作对象。正如季羡林先生说的:“高占祥是个全才,就像戏剧舞台上的文武昆乱不挡。”高占祥从一个童工,靠实干和勤奋,从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到团中央书记,从团中央到中国文联,从一位不知名的小人物到文学艺术大家……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们可以从高占祥个人的社会、历史作用来看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个人为生存而奋斗,最具生命活力和创造力。文艺美学家王元化写道:“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历史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变化。”唯有研究人物,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

  读《高占祥漫记》能够让人认识时代,认识历史。如果我们不去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的“高占祥”的存在,对现代文人甚至现代社会的认识,显然会是残缺的。当我们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追求共性、认识历史之后,对于“高占祥”这个最具个人色彩的人物,应该投去更多的目光。我想,这也许就是朱吉荣写作《高占祥漫记》的历史观,这也许就是我们在注视高占祥的人生历程时,对人、对历史的理解才能真正丰富起来。《高占祥漫记》从人物反映社会的角度,倡言重视人物个性,从而使我们对历史和人物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文学家的小说、戏剧无一不是创造人物,特别是创造富有个性的人物。作为人文学者的传记作家其研究重点也是人物。关注人物命运,是学术使命之所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传记作家通过研究人物,认识历史,描述历史,介绍历史,反映历史,使人读史明世,知人论世,予人智慧的启迪。朱吉荣写作《高占祥漫记》就是以此为目的。

  《高占祥漫记》把高占祥做为一个普通的人来描写,着重分析了哪些条件和事实影响了他的思想,铸造了他的性格,规范了他的发展途径和决定了他的人生历程。书中还分析了高占祥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对其思想和事业所造成的积极影响。马少波先生曾这样评价高占祥:“时势造就了这位卓越的组织领导工作家、理论家和作家,当然他的勤奋和才华,也是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他为文不装腔作势,无论散文、论述、诗歌都以读者作挚友,娓娓道来,深入浅出,给人一种推心置腹的亲切感……”《高占祥漫记》是一次思想、性格与人生道路的点评,侧重描述了高占祥的思想和心境的发展过程,并将这种过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文化领导者精神的突出表征加以强调。

  然而能把这本书写下来的人却是沧海一粟。能把这本书写出来,又能写好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高占祥漫记》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朱吉荣通过《高占祥漫记》向历史献上了一部资料,向我们的生活献上了那么多的新鲜事新鲜人,向养育他的中国文化献上了一份答卷,向世人向读者坦露了一片人生的情感世界。

  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这就告诉了人们,文学作品要求塑造典型人物,再通过人物的具体言行和命运揭示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细数《高占祥漫记》一书的人物多达百人以上,有的人物三言两语,有的人物浓墨重彩,但由于作家以事见人、以情见人,从而使书中出现的人物不是过眼烟云,而是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群体。作家着力塑造的高占祥这一人物形象在读者心中活了、站立起来了。而作家片言只语交待的另一些人物形象也同样给人的心灵带来了撞击、引发思考。我们在深刻感受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外,同样还体验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纵深感。五十年代的高占祥、六十年代的高占祥、七十年代的高占祥、八十年代的高占祥……一部传记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它的史料性,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一个或几个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形象,使读者久久难以忘怀,那么就有理由说,这部作品已获得了真正的成功。《高占祥漫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首先,这部人物评传的传主并非当代流行的报告文学中所常见的改革英雄、劳动模范或者一夜之间腰缠万贯的农民企业家,而是一位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对艺术有着相当造诣和对中国文化艺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高占祥漫记》不仅首次向读者介绍了一位曾经直接参与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创建者、领导者,在政治、文学、戏剧、书法、摄影、新闻等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的伟大人物,而且通过他折射出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文化领导者的人生奋斗史、人文情怀史。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还使得他们在一方面坚忍不拔地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努力,一方面又善于与其它文学艺术家们和谐相处,共同建造新的文化精神家园。而所有这些独异而优秀的品格,在传主高占祥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在他身上不仅倾注了深切的情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家首先要有阔大的文化胸怀和深刻的理解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部书,也可以看到作家本人的情怀、学识和修养。

  其次,《高占祥漫记》通过对一个特殊人物的历史刻画,透视了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出多方面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历史认知。关于这一方面,书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断可资印证。自然,这样的描写不过是作家文学式的想象,但它合乎历史的逻辑和文化的事实。一个为中国文化艺术事业不惜呕心沥血的领导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样的文字难道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复述吗?它也是一种中国精神的弘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弘扬。所谓“传记”固然首先是一种历史记忆,但它同时也必然是对一种文化的理解和其影响力的见证。

  第三,突破“历史”的范畴,上升为文化的影响研究,在文化的意义上理解典型与人。可以说,《高占祥漫记》这本书作为传记文学,是对一般历史性传记写作范式的某种程度的突破。当高占祥智慧与他的领导方式结合起来之后,一颗独特、丰富、创造性的伟大心灵便诞生了。我认为,这一点独特的文化领悟正是本书最富有特色的地方,也是将来作家在写作类似题材的作品时,应该着力开采的一座智慧的富矿。尽管这一思考在本书中还只是初露端倪,但已经产生出不俗的成绩。

  传统社会写史,是为史鉴。统治者用以借鉴历史经验,治理天下和百姓,也有教育民众的作用,不过这是史学的次要功能。现代社会,历史功能主要在于民众的运用。它的价值,总的来说是知人论世,予人智慧,以便实现美好人生。

  描写高占祥的人生与智慧,《高占祥漫记》在艺术构思等方面的独特之处,这也是本书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阅读魅力的重要原因。尽管作家在写作本书前已花大力气进行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但由于题材的特殊、时代的相对较近,作家在掌握十分完整材料的同时,在构思本书时需更多地挖掘出人生与智慧。

  《高占祥漫记》的每一章的构成都把真实的历史叙述与由作家的主观分析、推测、个人感受或他人言论形成的后述性议论结合起来,前者是叙述性主体,后者作为辅助性的文字,实际上是对真实细节的不足所可能造成的某种断裂和理解上的困难进行主观性、想象性补充。这种补充是必要的,因为传记不同于纯粹的文学作品。文学是虚构的结果,读者和作家拥有几乎同等的想象权利,而传记写作中,只有作家一个人进行过大量的现场采访,因而拥有一般读者所无法拥有的现场感受、理解与想象的基础,作家的领会肯定优于普通读者,可以对读者起到真正的启发作用。

  同时,在叙述许多历史大事件时,由于无法完全真实地再现全部过程,因此采用了某些小说笔法,抓住个别的典型的细节来突出人物性格。避免面面俱到的叙述反而会带来的不真实感。作为长篇个人评传,朱吉荣通过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精心选择了一个个经典事例,向读者揭示了一个个人生与智慧的故事,显示出作家在资料掌握上的独到功夫;二是向读者表明传主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曾经起到的独特作用和至今不为人知的伟大功勋;三是向读者证明了传主超人的中国式智慧和能力;四是成功地彰显了传主的个人性格和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无限忠诚。书中类似的笔法不止一处,它们一方面弥补了材料上的欠缺,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作品的文学魅力,从而显示出作家高超的艺术手段。

  通过传记感受别人的人生,从中汲取对自己有力的力量。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读者对人物传记这一精神食粮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对其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展望二十一世纪我国的传记文学写作,人物的热点将会是二十世纪的学术思想文化名人和著名政治家。目前,许多传记作家都在积极选择题目,广搜资料,准备在人物传记这块园地上大显身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优秀人物传记涌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作者系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电影家协会理事等。)